冰川智库特约研究员|张明阳
在2019年开始的反资本浪潮中，互联网巨头如马云、马花藤、黄征、王兴等所有人都面对着风暴眼的咆哮。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预警和缓冲，曾经风光无限的互联网大佬们都成了被网民诟病的“邪恶资本家”。
这样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在网民疯狂“猎巫”、大厂创始人、行业陷入恐慌的时候，刘却成了逃亡者，很少有人把“资本家”和刘联系在一起。
刘为什么不被网民视为“资本家”？
01
时间线还得拉回到2018年8月31日。
晚上23点32分，刘因涉嫌性侵犯被明尼阿波利斯警方逮捕。世界震动了，人们吓坏了。历史上称之为“刘明尼苏达事件”。
当时很多人理直气壮地做出了一个判断：“大强子”完了！
4个月后(12月21日)，美国当地警方决定不起诉性侵案件，或者有人想：大强子完了，不是有个词叫“社会死亡”吗？
然而，时间线发生了转折，大时代的破灭覆盖了刘的“小时代”。
明州事件警方抓捕刘的监控视频(图/微博)
2019年4月11日，明州事件刚刚过去8个月，大佬就在一个玩笑中抛出了“996祝福论”。
许多人低估了“富宝理论”的历史意义。如果非要为当前的反资本浪潮找一个起点，那一定是2019年4月11日。
这一天，中国网民对互联网资本的仇视突然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暴露在舆论面前，互联网精英与网民长达十余年的蜜月期宣告结束。
趋势一旦确立，河势已定，什么都不能战胜。“富宝理论”之后，反资本情绪在漩涡中壮大。
2020年4月17日，一则八卦事件引起了巨大的质疑“资本管制舆论”的浪潮。
2020年9月初，《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文章红遍网络，美团和饿了么成为算法碾压人性的对象。
2020年10月24日，“外滩演讲”引起轩然大波，网友们似乎在幸灾乐祸中听到了大楼倒塌前的吱嘎声。
2020年12月29日凌晨1点半，某大厂23岁女员工在下班途中猝死。无数网友在大年三十流下了刺骨的痛。
此时，刘和在做什么？
2018年9月明州事件后，刘主动从舆论中消失，试图通过一言不发的蛰伏来化解成年以来最大的人生危机。
微博，刘留在2018(图/微博)
当反资本风暴袭来时，习惯于高调宣传的互联网大佬们像活靶子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唯独刘幸免于难。
在刘最需要保持低调的时刻，已经比别人提前一步进入了蛰伏期。这难道不能算是一种“运气”吗？
这种运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健林。
最近，在许家印和恒大无限接近分崩离析的时候，笑傲江湖的王健林绝对应该感谢2017年早早的监管风暴，“帮助”他和万达早早躺下，低调行事，早早释放风险。
就运气层面而言，明州事变中的刘不能说是每一片乌云都有一线希望，但至少可以定义为国家的命运。
在2018年9月之后的刘，对外界影响最大的信息莫过于与妻子分居和复合的传闻。在层层互相矛盾的流言和狗血中，“资本家”刘被遗忘了。
02
对于刘来说，避开这波反资本浪潮并不完全是运气。
他在中国互联网圈独特的多重人格，有效消解了他的资本主义人格。
第一，草根民众成立。
国内互联网大佬中，张一鸣、黄征、马云都来自各自时代的城市中产家庭，而马花藤、王兴甚至有准精英家庭的传闻。虽然出生在陕西的一个工人家庭，但除了刘之外，他至少是一个城市居民，一个地地道道的苏北农村的富二代。据说连大学学费都是亲戚老乡凑的。
刘每年都会选择一天。
亲自送快递（图/微博）第二重，“兄弟”人设。
在互联网大佬中，只有刘强东开口闭口将自己的员工称为“兄弟”，于是，江湖上便有了“大强子”（“东哥”）和他兄弟们的故事。
刘强东的“兄弟”人设是在经年累月中形成的。
说到薪水，东哥曾放话，“要让兄弟们的工资超过县长的工资”；说到劳动保障，东哥有言，“兄弟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以后京东员工，只要是在任职期间无论因为什么原因遭遇不幸，公司都将负责其所有孩子一直到22岁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公司不会不管兄弟，不希望一人重病穷三代的事发生在京东兄弟身上”。
▲2019年11月25日，京东副总裁宋旸的朋友圈（图/微博）
在网上传播颇广的一个场景是：2016年11月，刘强东在参观京东一处新建员工宿舍时发现，一间房要住4~6人，卫生间还是蹲便。东哥大发雷霆，“气得想打人”，他当即喊话高管，“京东的员工宿舍，每间最多只能住两个人！所有工作满三年以上的员工，每人单独房间！”，“要让员工、兄弟们活得有尊严！”
在这一刻，刘强东不仅仅是京东的创始人、董事长，也是京东快递小哥们的知心大哥、总舵主。这样的“兄弟”人设或许不无粗鄙之处，却在与快递员大口喝酒的喧闹间，将巨富与快递员的财富和阶层差距，消解在忠义堂式的江湖义气中。
在一次裁员中，刘强东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兄弟理论体系，令京东式裁员自洽于义气逻辑中。
刘强东是如此解释他的裁员的，“混日子的不是我兄弟”，“我是要为18万兄弟背后那18万个家庭负责，还是要留下那1%混日子的人，向他们负责？”
▲刘强东在宿迁的演讲（图/抖音）
第三重，油腻人设。
这是刘强东最戏剧化的人设。明州事件，让刘强东声名扫地的同时，却也在不期然中营造了这样一种效果：在提到刘强东这个名字时，我们第一时间很可能想到的并不是巨富，不是资本家，而是“油腻男”。
“油腻男”自然不是一个好的人设，更不可能是刘强东主动选择的人设，但客观上，在这个时代，“资本家”是一个比“油腻男”更有杀伤力的人设。
更值得玩味的是，在网络上热衷于批判“资本家”的主体是年轻男性，他们不仅与刘强东共享着草根人设，甚至对明州事件有着“心有戚戚焉”的同情——刘强东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在明州事件中，大量男性站在捍卫男权一边，攻击“受害”女大学生是仙人跳，这样的支持很可能会转移到明州事件以外。
此种同情或共情也并不难理解。
曾任意大利总理的贝卢斯科尼绯闻缠身，却是二战后意大利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意大利（男）人始终无法舍弃这个和他们有着相同欲望和隐秘需求的“坏男人”。
甚至可以说，在一些人看来，明州事件的“瑕疵”让刘强东更像是一个鲜活的普通人，而不是动辄上升到“人类国家社会，所有的事情都要站到这种最高的高点”（刘强东语）。
一个有瑕疵的人，在公共形象上很可能胜过整天甩大词的所谓体面人，这也正如浑身都是毛病的特朗普，在美国选民中拥有如此高的支持率。
03
甚至运气和人设也无法完全诠释刘强东的“全身而退”，可以这么说，刘强东的商业模式可能是最贴近这个时代的。
如在电商商业模式之争中，刘强东与其他电商平台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一开始就走了“自建物流”的路线。
自建物流与否，原本并无高下之分，但是，置于这个强调“共同富裕”，抵制“资本压榨”的时代，京东的自建物流就具备了天然的政治正确：十几万京东快递员都是京东的自有员工，和高薪程序员们共同享受着“五险一金”的福利。
当美团、饿了么和滴滴们因为劳务外包和不交社保备受舆论诟病，被视作资本为了降低成本而丧失社会责任的铁证之时，京东模式犹如互联网界一股绝世独立的清流。
近一年，刘强东的一则发于2018年年初的旧微博被网民反复“传颂”，近乎“封神”：“我们坚持全员缴纳五险一金？如果通过劳务外包或者少缴，一年至少可以多赚50亿人民币！”
更煽情的是，刘强东接受央视采访时意有所指地说：“如果你这家公司是靠克扣员工的五险一金，牺牲了他们60岁以后保命的钱，那是耻辱的钱，赚了多少都会让我的良心不安，让我没有成就感，这家公司的存在还有没有价值和意义呢？”
▲刘强东在2017年《遇见大咖》访谈（图/微博）
置于2018年那个历史时刻，还有哪位互联网大佬曾说出比刘强东更有“共富”色彩的话？
2018年，刘强东“拒绝”多赚50亿”；2018年，刘强东以“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强化着兄弟人设；2018年，刘强东在明州事件后提前卧倒……
从此，在网民心目中，“大强子”、“东哥”成为了“油腻男”刘强东或“兄弟”刘强东，而“资本家”刘强东则被留在了2018年。
运气或有或无，人设或真或假，但主动少赚50亿，还说了出来，这就只能说是时代的嗅觉了。
但，这一定不是刘强东的一盘大棋。
